民国之后，再无斯文，民国之后，再无傲骨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很短，短的只有仅仅37年，也就比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时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那些后汉后周后唐或东魏等长那么几年，属于典型意义上的乱世或衰世。

那个时期，正值新旧政权交替，清政府刚刚垮台，新兴政府及各路军阀混战不止。内部，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尚未完善成熟，权威不大，外部，一大匹学子得以通过庚子赔款或自费留学走向世界，并将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及技术带回国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文化有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和碰撞，于是，涌现出了数不清的大师及顶级学者。

梁启超、陈寅恪、鲁迅、丰子恺、胡适、严复、黄侃、刘文典、金岳霖、徐悲鸿、张爱玲、季羡林、钱穆、钱学森、钱钟书、钱玄同、熊十力、傅斯年、梅贻琦、殷海光......随便拎出一个名字，都能令今天卑微的我们肃然起敬，浑身热血沸腾。

时势造英雄。那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也造就了空前绝后的他们。

那个时期的他们，不媚上，不欺下，有担当，有操守，站如松，坐如钟，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特立独行，胸怀天下，是国家真正的脊梁。

那个时期的他们，见识过世界，见识过西装，但更喜欢中国的长衫，宽体直身，天人合一，穿上后，儒雅飘逸，深沉内敛。

民国之后，再无斯文。民国之后，也再无傲骨。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通过几个代表人物，怀念这些在历史舞台上曾长袖善舞的他们，看一下他们这无比自信无比独立的底气如何从那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陈寅恪

左边穿长衫者为陈寅恪

这姿势，这气势，这魄力，看到照片的第一眼，我脑子里就直接蹦出另一个人——尼采。他这气势简直比尼采还尼采，就那个说自己是太阳、上帝已死的尼采。

陈寅恪能站成这样拍照，是有底气的。

他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官任湖南巡抚，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从小接受传统的四书五经式私塾教育。

他先后到过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名校留学，掌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二十二种语言。

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邀请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被人称为是“教授中的教授”。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第一次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后，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成为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博闻强记，博学多才，记忆力惊人，我曾读过一段关于他的文字，说一次他的学生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直接告诉学生到哪本书的第几页去找，学生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答案，事后直呼陈为活动的图书馆。

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是同时代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二、钱钟书

因为一本书喜欢上一个人，我就是通过《围城》喜欢上的钱钟书。

围城封面的钱钟书，只有一个脑袋，穿着那个时代的旧装，下巴微收，嘴巴紧抿，嘴角微微上扬，带着厚厚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狡黠的眼睛。那神态就像站于云端观看世间众生万象的上帝，又像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时独自心领神会的摩柯迦叶，揣着无数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带着善意的微笑，看我们这群尘世的凡夫俗子读他的书，并通过他的书了解他的思想。

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他的幽默风趣表现在作品中，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每次读《围城》，我都大笑的合不拢嘴，那些信手拈来的人物描写及比喻，轻松恰当的就如他随口吐出的一口唾沫毫不费劲。

一位读者想要拜访他，他在电话中对她说：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这真是我见过最有水平的拒绝。

和陈寅恪一样，钱钟书也以知识渊博著称，有人曾给他的《管维篇》作过统计，说这部稀世巨著中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近千人，被征引的著作达一千七八种。

他曾说过：“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读过了”。他所谓的读，和我们理解的简单浏览阅读不一样，他的读，是指他掌握了这些内容，他能随口用英文、拉丁文、德文背诵出他读过的书或诗篇，对于也称读过的书的我们，能做到吗？

三、鲁迅

鲁迅、萧伯纳和蔡元培

据说鲁迅先生读书无数，一生差不多读书近万册。什么概念？鲁迅先生活了45岁，去掉儿时、生病、讲课等时间，按照他有效的生命时间为30年来算，相当于一年读333本，几乎是一天一本书，这还没有计算他写作的时间。

他的著作有多少呢？我买过最全的一套《鲁迅全集》，一共二十部，约700万字。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全部用手来写，而且他的文章大多是杂文，有一定的思想和目的，完全不同于如今网络时代铺天盖地堆砌文字的网文，称得上篇篇经典，字字珠玑。如此的著作等身，又这般的读书破万卷，简直是逆天的节奏啊。

怪不得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因为按照一天读一本书，又能写这么多文章来算，休息睡觉的时间肯定少之又少，也怪不得先生过早的离开我们。这种拼命三郎不要命的精神，一般人真做不到。

四、胡适

胡适和泰戈尔

民国时期那么多大家，我认为胡适算是最得老天眷顾最幸运的人。

1917年，胡适刚满26岁，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就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迅速为他暴得大名。

就在那一年，他受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前往北大任教。

而同时期，大他十岁的鲁迅，还未在中国文坛暂露头角，还叫周树人，还需要再等一年，才出现“鲁迅”这个笔名，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那一年，比他大一岁的陈寅恪，从国外留学归来已三年，还没有找到未来的出路，正为明年继续留学美国做准备。

那一年，比他小两岁的毛泽东还在湖南读书，过了一年即1918年，毛泽东才有机会进入北大图书馆做助理。他对在北大任教的胡适、陈独秀等人很崇拜，也一直想通过各种机会结识和拜访胡适，包括写信或坐在后排听其讲课等，但都未引起胡适的注意。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自己曾在北大的这段经历，曾自嘲的说，那个时候那些大人物都太忙了，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地位卑微名不见经传的他。这些大人物里面，不言而喻，肯定包含胡适。

出名要趁早，胡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1946年，他出任北大校长一职，国共两党也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两党高层都想拉拢他，而他则非常坚定的选择去了台湾，与他相反的是陈寅恪，一直坚持留在国内。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不能不让人佩服胡适的政治敏感性。

五、徐志摩

林徽因、泰戈尔和徐志摩

徐志摩的一生很短暂，他英年早逝，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用他短暂的一生为自己谱写出一篇最华丽的乐章。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张幼仪、陆小曼、林微因这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他因为林徽因抛弃了张幼仪，后又结识朋友的妻子陆小曼，转而与陆打得火热。与陆小曼结婚后，又不能完全忘情林徽因，继续寻找机会与林徽因纠缠不清。很多人因此说他是个渣男，是情场高手，对爱情不够专一，只考虑自己，丝毫不顾及张幼仪等人的感受。

但是，我们能要求他什么呢？他自己就是一团鲜红的火焰。他满脑子的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愿意接受父母包办没有爱情的婚姻，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又有什么错？他反对传统，反对包办，拒绝平庸，他连自己的后路都不给自己留下，他将自己不停的燃烧，燃烧，直至生命的尽头，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如果伤害了某些人，只能说是旧的封建社会伤害了他们，而不是他徐志摩。

这世界上有一种鸟叫荆棘鸟，它没有脚，只能一直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

而徐志摩就是那只荆棘鸟，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追求理想的爱情，追求美，他永远不会停歇，除非死亡阻止了他。

六、丰子恺

高中时，阅读一些书籍或杂志时，总在书中看到一些小插画，画的上面有“子恺”的落款，画的下面被引用者注上“丰子恺做”的字样。

那些图画，都很简单，或者可以称为小儿科，一般都是人物，如几个小孩子在树下斗蛐蛐，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挖耳朵，几个抱着孩子的人在聊天等等，全是身边的事，身边的人，表现的也是身边的生活。那个时候倒没有太多的惊艳，只是觉得他的画和别人的明显不同，而想着这个画画的人心里肯定住着一个小孩子。

丰子恺考上师范学校后，认识了他的老师李叔同，即后来出家的弘一法师，从老师那里接受了美术和音乐的启蒙，并将美术作为他一生的事业。

他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后来也皈依了佛门，成为弘一法师的弟子。在另一个佛法世界中，继续做他的学生。

我不懂画，但看到他的画，总是感觉到满眼的真、纯、自然以及爱。

随便搜几张他的个人图片，常见的就是他面带笑容或者猫咪坐到他身上而他在读书的照片，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慈悲、仁爱的一个人吧。我相信画如其人，这句话说的是不错的。

七、林语堂

读书人应该什么样子？如果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找出一个读书人代表，我认为就是林语堂那样子。带着眼镜，身穿长衫，神态优雅，怡然自得，温和谦恭。

他出生在教会家庭，父亲是一名传教士，所以，他自小接受的是双重教育。英语说得很流利，国学基础也不错。

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京华烟云》，在美国畅销不衰的《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还有《风声鹤唳》及以及主人公不像中国传统女性的小说《红牡丹》等。

他最大的特色也许就在这里。在国外，他用英语写中国或中国人的故事，并将它们介绍给外国人。在中国，他将国外的“honor”一词创造性的翻译为幽默，并将美国的智慧带到中国。

八、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他的先祖是清朝入关后汉人中所出的第一位武状元，后来任武英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官职为正一品，历史上的纳兰明珠、福康安、曾国藩都曾官拜这一职位。

傅斯年熟读儒家经典，国学功底深厚。考入北大后，与胡适结识，并成为一生的朋友。

据说，他在北大做学生时，很少去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学校的一些教授也乐于他不来上课，因为他总在课堂上提一些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有时还当面指责教授讲错了，弄得老师张口结舌，下不了台。

胡适刚到北大授课时，因为讲课风气与别的教授不同，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要求他下课。同学们就找到傅斯年，让他去评判胡适是否应当下课。那个时候，傅斯年只是一个北大的学生，让一个学生去评判一个大名鼎鼎的归国教授是不是适合做老师，可见傅斯年在北大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曾主导了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殷朝废墟的挖掘工作，保护住了现场，使得殷墟的发掘得以顺利进行，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的第一功臣。

1949年后，他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并担任台湾大学校长。他锐意进取，勇于改革，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月里，顺利并卓有成效的在台湾创建了另一个北大。

他强烈反对将大学当做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拒绝让学生学习三民主义，为保持台湾大学的学术独立性和自由精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民国大学者。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曾为学人气节而坚守，也曾因时代弄人而无奈妥协，在他坚守与妥协的背后，正潜藏着对于整个社会命运的痛苦思考与深切悲鸣。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

观世音菩萨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 刘教授高论。教室内，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择时讲课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当代庄子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

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替庄子跑

刘文典专心研究古典文学，很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有人偶尔向他提起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当教授的时候，也不把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等尤其蔑视。当他得知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怨，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从副教授提升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只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看佛经挨打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

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

学生吹牛本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因为备新课就没有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因此，他专门抽空去看望刘文典。

不料，两人刚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把他一顿臭骂，说什么“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光一时莫名其妙。他一向尊重老师，但刘文典把他当成奴隶一般，随意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文典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他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

原来，刘文典见陶光已被激怒，大有火山即将爆发之势，随机应变，以幽默的语言道出了蓄意已久的心声。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他赶紧扶老师坐下，为老师倒了一杯茶。等老师情绪稍稍稳定下来，他才承认自己太粗心，没有及时问候，请老师谅解。

刘文典见陶光如此表现，也就平静下来，让他留下吃晚饭。这样一来，师生二人的情谊就更深了。

小指比喻鲁迅

刘文典在日本留学时，曾跟老师章太炎学《说文》，有机会与鲁迅等一起学习。两人回国后，没有过多的来往，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1928年，他因顶撞蒋介石差点儿送命，引起学界一片哗然，鲁迅也写《知难行难》一文表示支持。

20世纪30年代末，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偶然提起与鲁迅同学之事，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拇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一笑置之，也无人发问。此事在学校流传甚久。

解放初期，高校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有人当面责问刘文典为什么污辱鲁迅？他断然否认。揭发者说：“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刘文典一听是指这件事，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其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这位揭发者见此，无话可说。

实际上，鲁迅比刘文典还大十岁，“年轻有为”之语不知从何说起。刘文典已去世多年，他当年以小指喻鲁迅是褒是贬，也无从考证了。

言行不一

刘文典中年以后，渐入颓唐，潜心学问，不涉时事。他上课很认真，不像有些老师开始总喜欢胡侃一通，才进入正题。但是也有例外。

有一次上课，不知从哪儿说起，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并举例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等等。同学们听了都很惊讶，交头接耳，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

下课以后，有些同学从窗口目送他走出校门，一辆人力车过来，他坐上去，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顶撞蒋介石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

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弥正平。

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选自：木木婉清（mumuwanqing）微信公众号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

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

好书推荐：岳南：《南渡北归——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岳南的《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该作品自出版后便不断加印，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南渡北归》三部曲，是首部全景描述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命运的史诗巨著。

所谓“南渡”，是指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北归”，则是指他们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评价：大师之后，难有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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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感言：这个书很不错，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注释那么多，不容易。我经历了那个时代，但有好多事不知道，看了这部书之后才知道。比如书中说的饶毓泰、叶企孙，他们都是我那个时侯的老师。在西南联大大三的时候，热学是跟叶企孙念的，光学是跟饶毓泰念的，他们两个人后来在中国大陆生命际遇很困难的时候，有些是我不知道的。岳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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